—生活和知识成长过程的重要回憶
林泽 2008年戊子年三月十七日（写于 广州暨南大学）
1993年与颖嫦，林乐共摄于暨南大学大门。
前言
- 也许真的是上帝显了灵
- 我的知识成长进程及其生活和遭遇
-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 我的好伴侣
后语
前 言
我今年刚好是八十岁(虚龄)趁着记忆力还很好,应该把我一生中几件重要事情记下来。(只讲事实经过, 只讲成绩和缺点)。
我写这份回忆录的目的是：一方面给我的弟妹们和子孙后代的知道我一生中的重要经历,同时还因写这些事实的需要，必然会涉及有关的其他人员和林家的其他家事(史)，让他们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增强家庭内外和谐相处;另方面可给我自己今后有空时拿来自我欣赏,回忆自己几十年来的各种遭遇,更珍惜目前的幸福日子，欢度晚年。
关于工作方面的回忆,可参阅2003年写的“战斗在防治皮肤病,麻风病和性病的岗位上50年“一文,这里不再重覆。
一、也许真的是上帝显了灵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蛇年),旧历三月十七日,我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普城镇东门大街保宁醫局(即今普宁市洪阳镇中山路 362号),(我家习惯把爸爸的诊所保宁医局称为新铺，把祖父的诊所保生药房称为老铺,)父亲林怡明是祖父林坚石(礼智， 良义)祖母郭琼琳(玉留)的大儿子，母亲余妙音（素琴)是外祖父余清华和外祖母(余彭氏)的大女儿,因为我是长子嫡孫, 故我的来世给林家带来了極大的欢喜,在旧传统家庭中,长子嫡孫比叔叔姑姑们还来得重要,因此祖父祖母特别疼爱我。
由于我是长子嫡孫,祖母给我起名叫”漢仙”大概是指一个仙人漢子来到林家,但是这个仙人漢子却很不争气,生下来后经常生病,一直都很瘦弱,虽智力发育尚好,但身体发育却很差,直长至21个足月才会学走路,而且如果前面有小如火柴杖的东西在前面地面時.也要人家把它拿掉后才敢向前走。由于我躯体四肢长得很瘦弱,但头却很大,且有点“酷头,”故当时二叔拿我开玩笑,叫我“杏仁茶炉.”(意指我的头好像当时那些賣杏仁茶的炉一样)。由于祖辈和父辈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因此他们都经常祈求上帝保佑我能健康成长。
也许真的是上帝显了灵,把我这个当时瘦弱得大家都担心我养不大的小孩，真的奇迹的生存下来,可不是吗?当我才学会走路不久，1931年.我的弟弟(汉驹)和我的二叔林怡美的长子(不知名), 大姑林怡贞的长子(陈谨慎)相继诞生。我这三个弟弟都很健康可爱, 但很不幸的是在1932年这一年中相继病逝(估计是患上麻疹病),这给我家的长辈们带来多大的悲伤和恐懼是可想而知,尽管祖父，父亲和大姑丈陈尚文都是当时当地的名医,却无法抢救自己的子孫。由于这惨痛事实,祖母和祖父提出这三个去世的孩子今后不要排在次序中, 故1933年我的另一个弟弟出生排为第二(林川),1934年二叔的第2个儿子出生排第一(林深),大姑的第二个儿子1937年出生也称大哥(陈惠赐即陈志健)，不要再叫我的名漢仙了，改名泽.(意指是上帝的恩泽所赐,让我能健康活下来),同時今后林家的孫辈都用三点水“氵”旁单字命名,故我的弟妹们相继取名川、洁、灏、洵、淇、澄。为什么我的二弟叫川呢? 祖母说,川也是水, 意指川流不息, 同時也纪念他原来是排第三的(川是三的竖字体)。真的是上帝显了灵, 让我这个怕长不大的如今己活到80岁了,而深弟和川弟先后已於1997年11月13日，和2003年8月23日与我们永别了。
这里顺便一提祖母郭琼琳(郭玉留),千万不要小看她,其实祖母的头脑和胆量可真不错.她幼年便從农村来到縣城我曾祖父林诗耀家做童养媳.十六岁時便和十九岁的祖父结婚由于她聪明能幹,结婚后不久, 曾祖父和祖父便让她到汕头礐石参加一个由美国浸信会办的助產士学习班,她学習回来后便在家乡做”接生”，成为当时家乡有名的助產医生。祖母的才能还表现在她在处理林家的很多大事上，她给我和川弟的起名,又當1953年10月7日祖父病逝后不久，大约是1957年开始,祖母一个人单独出来,虽然当时交通很不方便,且祖母时己六十多岁，除只懂湖汕话外，其他话都不懂，但她却敢一个人出来,先后去过北海三叔处，东北沈阳四叔处和上海三姑处。她每次出来都要经过广州, 来广州就在我家住。当时我刚结婚不久,在中山一院只有一间12平方米的房间, 房中只能放一张大床。祖母每次来广州,就和我和颖嫦三个人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前后几次大约有十多天，所以祖母和我及颖嫦也特别有感情。
以上一些我小时的往事, 都是我长大后祖母或母亲告诉我的。
二、我的知识成长过程及生活和遭遇
上个世纪30年代,在我们家乡还没有幼儿园,因此我的幼儿时期,全靠母亲的教导，其实当时母亲是很忙的，她除了操劳家务外,还要做助产士(接生医生)的工作,(母亲在和父亲结婚前是助理学校毕业的)，还要帮父亲的诊病工作忙时的执药，每天在有限的空暇时间教我看图识字,背加减乘除和珠算的口诀,教我执笔和学写字。可以说母亲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还有令我们兄弟很欢喜的是母亲很会讲故事。每天晚上临睡前母亲在床头外的櫈上放着一盞煤油灯,母亲和我及川弟同睡在一张大床上, 她手拿一本西游记或三国演义，便能一边看一边讲给我们兄弟俩听，直至我们睡着了,母亲才熄灯自己睡。
七岁时,我到普光小学读初小,普光小学是普宁浸信教会办的学校就设在五子兴浸信会礼拜堂内,我的父亲兼任普光小学的校长。父亲当时在保宁医局行医时名字是林怡明, 但兼任普光小学校长时却取名林少石。(因祖父名林坚石之故,后来二叔林怡美也取名林亦石，三叔林怡贤取名林子石, 四叔取名林岩(林山石); 因为父亲是校长,母亲叫我不能丢父亲的脸一定要学得好成绩，故我在整个普光小学期间都很用功，每次考试成绩放榜都在头三名内。
因为普光小学只有初小,没有高小，故读完四年初小后便到普宁縣立一中附属小学去读高小，当时高小在鸣尚乡, 距家大约有二里路,因为当时父亲还兼任普宁县立一中的校医,同时讲授初中二年级的生理卫生课, 所以很多老师和父亲都很熟, 因之他督促我仍要很用功学习。
高小毕业后,本来可以直升普宁县立一中。但恰好当时麒麟镇新办中学，命名爱群中学是私立的，董事长是呂应锋,也聘请当时在普宁县立一中任訓导主任的黄卓仁老师去当校长。 因黄在一中教書期间常来我家喝茶 故黄告诉爸爸说爱群中学是新办，由他当校长一定会办得好, 因他从一中拉了几位有名的教师去，所以爸爸让我去爱群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因学校是新办的校舍和各项设备都是全新的, 而且黄校长办学的确也很有经验，各项学习条件也很好。本来是很令人满意的，但因麒麟镇距普城镇约20里路，故必须在学校寄宿,开学时由爸爸骑自行车载我去,至有节日时才由爸爸骑自行车载我回家,过完节又再载回学校去。不过这也好, 让我十三岁这年纪开始过独立生活, 自己洗衣服, 钉钮扣, 管自己三歺吃和学习上各种事务, 安排如何度过学习的空余时间等。应该一提的是当时在麒麟镇有外公余清华的堂弟余志美在那里开诊所行医, 故我有时候便到他那里去饮茶，和看人家下象棋, 每逢礼拜天便跟志美老叔.老婶去做礼拜, 如碰上距麒麟约十里路的南径镇墟日時，便一同去趁墟。(当时的普宁縣分為一、二、三墟日区。每逢1.4.7.便是普城镇(一区)是墟日；2、5、8.在流沙镇(二区）是墟日；3.6.9在南径镇是墟日(三区)。他们每次趁墟都买很多东西回来,而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裡賣的蠔蛎饼最好食。在爱群中学的下半学期, 恰当日軍侵略我國开始南下,治安随之很不好, 在去麒麟鎮经过的山路有人抢劫。所以在爱群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 爸爸便将我转回普宁县立一中读初一下半学期.
因日軍南侵关係,普宁縣立一中從普城镇搬到雨堂鄉了(俗称河堂庵),距普城镇约八里路。所以早上從家中步行去，下午下课后才步行回家，中午和细姑林薇一起就 在祖母的堂妹家中自己煮饭吃。这位老姨家中只有二间房,门口有一长廊,外面有个竹篱笆,我们便在她家门口长廊做饭,。一般是细姑煮饭,我炒菜。可以说在雨堂乡这两年半初中的時间, 是我和比我还小两岁的细姑相处最长的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普宁一中搬回縣城普城镇原校址(西门的红学), 故我这三年高中学习不必再去雨堂鄉了。我们班是春季班,普宁一中高中第九班,全班共有同学28人,於1947年12月(阳历1948年1月)毕业。
当时在家乡,普宁一中高中毕业生很吃香,一毕业便有很多学校来请去当老师,但爸爸不让我去当老師,希望我能像三叔和四叔一樣到中山大学去读医,刚好当時水吼乡林光茂家在汕头的佳兴庄扩展业务到香港, 在香港也开个佳兴莊, 也是专办“侨批”(即国外华侨汇款回潮汕的业务)。他们聘请二叔去帮搞一些业务。所以在1948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初三, 爸爸让我随二叔一起出来.
当时的乡下仔要来省城(广州)读书,交通上是何等艰辛,这里有必要写上一筆。 1948年正月初三凌晨(天还未亮),我和二叔跟当时的揭阳”走水”存兄从家中步行到约20里路远的钟堂,行李放在存兄的单車架上(我的全部行李都放在爸爸给我的一个皮箱中,这皮箱我一直仍保存着),赶到钟堂去乘木船(由二个船夫手摇的木船)去揭阳,到揭阳吃过早歺,存兄送我们到码头乘去汕头的电船后,他便去办他的走水事。我和二叔乘电船到汕头时天已快黑了,我们乘人力两轮车到佳兴莊，就在佳兴莊住下来。因佳兴莊的老板和爸爸是老世交,所以对我很热情照顾。大约在汕头住了约一个星期才有船开往九龙香港。我和二叔到香港后乘车到平诺道西路的佳兴茬,二叔到佳兴茬报到后开始工作。我则在香港住了三天后才乘火车来广州。二叔怕我初出门, 又不懂广州话, 便请了二天假送我来广州。当时香港与广州是自由通行，倒很方便, 大约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到广州后, 四叔来接我们，一起乘车到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去。
到达中山大学医学院四叔的宿舍,就在那座尖顶屋(现在还在,即今孫中山铜像后那座)的二楼，他一人霸占了二个大厅和二个小房。大房是210号和204号，两个房刚好是转角连在一起。小房就在210号房的前面。大房约10-12平方，小房约2平方。四叔住在210号房，204号房在我来之前四叔用来养兔,两个小房一个给工人阿妹住，一个做厨房。后来了解原来这座尖顶屋日军占领时是日军一个部队的司令部。当日军投降撤走后,当时中山大学医学院学生也不多，就由各人自由霸占,四叔当时是四年级的班代表(即班长), 故占的比别人多。我在广州住下后四叔告诉我一定要赶快学会广州话,不然既不方便,还要受欺负,当时四叔和他的女朋友施欢(念五年级)住在210号房，俩人都说广卅话,故四叔尽量不和我说潮汕话,当时他俩的工人阿妹约四十岁左右的广州女工人，大家都说广州话,四叔要我多同阿妹学正宗的广州话,四叔教我的第一句广州语是:“阿妹 唔该你帮我添饭,”“阿妹 我呢件衫袜要洗”。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那个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仔到省城来后马上变成一个有佣人的未来大学生了。我们的工人阿妹很有礼貌,也很能干,替我们洗的衣服干了还用烫斗烫， 饭菜也弄得很合口味,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一道叫“酸笋蒸鱼云“(鱼头)非常好食，四叔,施欢和我都很喜欢。
来到广州约二周后,中山医的寒假过完要开学了,四叔获知中大医学院要开办一个三年专科的法医班、班主任是有名的陈安良教授,第一班要招20人,四叔马上给我报了名，很快我便考上了，成为中山大学医学院法医专科班第一班的学生。读了约二个星期,爸爸来信，说不同意我读法医班。因我们家没有人当官,无后台,一定要我努力学习，到暑假时参加中山大学入学试。四叔赞同爸爸的意见,当即去找当时中山大学先修班(即中大预科)的班主位萧锡三教授,同意让我到中大先修班去旁听。中大先修班就在以前中大在广州的旧地, 即在大东门的附近, 前门在惠爱路。后门在文明路。从中大医学院步行去约25分钟。1948年4月初, 我开始到中大先修班去做旁听生。幸好认识班上一位来自汕头市的同乡章天予, 他很热情帮我。因当时上课时我还经常听不懂老师所讲的，无法记好笔记,故下课后章天予的笔记本借给我抄, 帮我克服了很多学习上的困难。在中大先修班旁听三个月的收获有四:一是不荒废学业, 二是初步了解中大先修班的教学情况和同学关系, 三是加速学好广州话， 四是逐渐适应在广州的学习环境和条件。
1948年暑假到来, 全国各大学有在广州招生的大多错开不同入学试(高考)的日期, 我们普宁一中高中第九班同学出来广州考大学的只有邓德晖.方浩然和我三人,我们三人都首选国立中山大学。 其次还报考其他2~3个学校,我当时还报考私立光华医学院和国立国防医学院。记得当时报考国立中山大学的考生只有一个考场，就在石牌中大校本部(即今华南理工和华农大学处)。因交通不便,必须在中大里面住二个晚上,幸好当时我们普宁同乡(普宁一中的师兄)在中大读书的方友松(工学院),方畅泽(修沛)和方永泉(法学院)没有回家,很热情的照顾我们,找到他们同房回家度暑假的同学床位让我们三人住。也带我们去饭堂吃饭。高考放榜了, 我虽然没能考上中大医学院, 但却能考上中大预科(即中大先修班),故放弃光华医学院的录取,因考虑只要在中大先修班再苦读一年，就可直升中大医学院,(郑德晖和方浩然都没能考上中大预科,郑德晖考上省立海事专科学校,方浩然考入私立广州大学）。1948年9月初,我到中大先修班去报名注册,这次不是旁听生而是正式生了。被分配在丙班(因甲班是理工科预科生, 乙班是文史法预科生，丙班是生物和医学预科生。到中大先修班学习一年最深刻的印象是功课非常繁重，和同学间没有友情,因听说读完一年先修班不一定就能直升入中大本科,因有名额限制,所以同学间成为竞争对手。另方面因先修班学生都要自己解决住和食,故同学们一下课便各走东西了。 我经过一年的苦读,总算能取得直升中大医学院的入学资格了。真可谓是我人生中的一大乐事，爸爸和四叔也为我取得这成绩而很高兴。
这裡有必要还要说明两件事: 一是我来广州读书后的经济耒源是由二叔從香港给我每月35元港幣,(当时在广州,随时可将港币换成国币),而爸爸则将这款交还给二婶,我每月取得这35元港币后交20元给四叔作为伙食费和请阿妹的费用,除下15元则留在学习和生活上应用.。而四叔在中大医学院读书时的费用,开始是祖父和父亲供给的,直至1947年三叔到汕头市出任汕头市卫生局长时才改由三叔负责供给。 二是我在读中大先修班这一年，四叔已是中大医学院五年级生了。而施欢则是六年级实习生了, 她到广西省梧州思達医院去实习后, 故210号房只剩下四叔一人了。204号房却由我一人增至三人,因從先修班直升入中大医学院的章天予和考入广州大学的方浩然暂时都还没地方住,便来和我一起挤住在204号房中.
虽然能直升入中大医学院,但当时时局很混乱,大家都怕共产党来,都在做”走共产党”的准备。什么时候能开学还是未知数。四叔读完五年级也要去临床实习。 施欢在广西梧州思达医院实习完毕后被留在思达医院工作,故四叔也准备去思达医院实习。届时只剩下我一人留在广州,爸爸很不放心, 故叫我暂到香港佳兴茬去和二叔一起。故1949年8月,我带走全部行李去香港, 住在干诺道西佳兴茬。因为那里地方很窄，晚上只能等他们收铺及打完麻将后才能在铺前搭张帆布床睡 总要到午夜十二时以后才能睡。白天则自己在香港马路上游荡, 有时到书店看看书或去看电影,一个年青人过这样生活，久了真受不了。我写信向爸爸诉说我在香港住不下去了,一定要回广州。爸爸同意了，再三叮嘱我要小心。1949年10月5日,我又只身带行李回广州。天啊! 当我回到广州中大医学院原来的住处时,我的心全凉了。我发现那座尖顶楼都被搬空了, 什么东西家具都没有了,也没有人走动, 我在那里傻了很久。忽然想起有位和四叔很好的同乡同学(比四叔高一班)王显志在方便医院(即今市一人民医院)。我在读法医班时，他读五年级,经常见过面,我马上乘三轮车到方便医院去,很幸运的找到王显志医师，知道他刚实习完被留在方便医院当内科医生,自已住一间房未婚，也没有女朋友。他很热情的照顾我在他房间加放一张床让我和他一起,又带我到医院饭堂去吃饭,。我非常感激王显志医师,一辈子都要感谢他。1949年10月14日晚，共产党解放军开入广州,国民党临走前炸毁了海珠桥。该晚王显志医师刚好值班在内科病房,只我一人在房间,听到爆炸声，不知为什么,也不敢出来。直到第二天上午王显志医师下班回来说解放军来了，但市面很平静,听说解放军很有纪律。等王医生休息睡觉后, 我自己便跑到外面去看看，真的一切很平静，老百姓见到解放军也不怕。我一口气走到长堤去看看被炸掉的海珠桥，看到那桥铁散落各地,甚至有些落到旁边的楼房三楼窗口处。
叶剑英是广州市解放后第一任市长,很有办法。很快各方面恢复了正常运作。我们也很快於十月底回中大医学院去注册入学。开学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学生不能像解放前那样自己霸占住房，而是全部由学院统一安排住宿，很有纪律性。我们一年级男生被安排在病理楼后面那二座平房中的后排,前排那座是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女生住、而那座男生宿舍则安排二年级住四楼(没有走廊的阁楼),三年级生住一楼，四年级和五年级生则分别住二楼和三楼 该楼的地下层右边是饭堂 左边是浴室,而三，四，五，年级的女生则住在男生宿舍旁的两座平房。我一年级时和张国萃，杨济仁三人同房，而原来那座我和四叔住时的尖顶楼开始在装修,作附属医院。开学后的第二个感觉是同学中的客家人很多。很“牙擦”，也很团结。因当时医学分英美派和德日派,而德派的全国只有上海同济医学院和广州中大医学院二间, 又因当时梅县有间教德语的乐育中学，故中大医学院的学生大都来自乐育中学。同时当时教我们的中大医学院前期教授、也大多是留学德国的客家人,如教组织胚胎的何凯宣教授,教生理的梁仲谋教授、教细菌学的李挺教授,教药理学的罗潜教授和教病理学的梁伯强教授以及教德语的曾省教授等。开学后的第三感觉是同学间一般都讲广州话, 如果不讲广州话常令人讨厌,我们班来自潮汕的共有六人。男的3人是方崐豪, 游运涵和我。女的3人是陈少如，苏国英和张蕴秀。我们六人也习惯了彼此间都讲广州话，不讲潮汕话。
我们这一班真有特别意义,既是解放前最后一届入中大医学院,也是解放后第一届注册入学的。全班同学共60多人来自三部分: 一部份是当年直接考入的，一部份是中大先修班直升来的, 另一部份是从已读了中大其他学院的文学院或法学院1-2年和第一届法医班的学生转来读医学院从一年级开始的,(不知何故法医班解放后便停办了)。正因为如此。三部份不同来源的同学聚在一起,。故我们班会取名“磊社”,象征着我们班是由三块石头组成的。
解放后,听说香港佳兴莊的侨批生意做不下去了，二叔已回普宁老家去。从此我在广州的生活费经爸爸联系后,我到一位家乡人在广州银行工作的方先生处拿钱,。写张收据给他,方先生将收据寄给其家人,其家人拿此收据去向爸爸拿回钱。
1951年, 川弟高中毕业了, 考入广州水利专科学校(二年制),学校在小北登峰路，离中大医学院不太远。因此当每星期日有空时, 我和川弟一起去饮茶,行街或看电影。1953年川弟毕业了，分配到始兴县去。深弟则於1952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山大学农学院(在汕头考区考)畜牧兽医系。我又多了一个弟弟在广州。
解放后，在中大医学院内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开学后不久全院学生集中到中山大学校本部去，和全中山大学的学生一起学一个星期的社会发展史和其他政治课(同学间称之为洗脑)。以后又有很多群众性活动: 如到街道去搞爱国卫生运动，给居民防疫注射等。每周又有政治学习, 并要求记笔记,在学院内又成立学生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后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每周又有出版黑板报,比我高一班的同学王本演和我是第一届黑板报的出版组长。但在中大医学院内也有不变的，就是男生宿舍按年级分住的老规矩不变。二年级我们搬到四楼去，我和方昆豪,何雅强,游远涵同房(因当时我们四人和女同学吴秀琻,张丽芬,李文娴共七人同一个小组,组长是何雅强),三年级我们搬到一楼去，四年级搬到二楼去，我和 郭民修,黄承远 叶任高 同房)。
当我在二年级时，有一天有位四叔的同班同学秦祥宝来找我,说四叔到广西梧州思达医院实习时，去梧州时我已去香港了。要把四叔的几件较好的家俱搬回他西关家中，最近他获知我也在中大医学院读书，故来叫我跟他到他家去搬回四叔的这些家俱, 故我即跟他到西关他的家中,同时找来一大板车把四叔原来的书桌、櫈,铁皮衣柜,棕床席和竹排席五件搬回我的宿舍用。
1953年 3月24日, 爸爸病逝于揭阳真理医院 (后改名为揭阳县第一人民医院)。根据1953年4月24日该院 许任贤主治医师给我的来信,告知爸爸的病情和临床诊断是急性传染性肝炎,死因是肝机能衰竭及胆血症。）当我接到家中妈妈来信,传来爸爸病逝噩耗,非常悲痛,大哭一场。星期天我约川弟来, 我带他到我院一临床教室去(当时教室内没有其他人)我把妈妈来信给川弟看,他边看边哭,以后我兄弟俩一定要化悲伤为力量，一定要照顾好妈妈和弟妹们。但目前摆着的现实，是我兄弟俩都还未毕业，妈妈在家乡联合诊所工作,每月有五十元工资，而家中还在洁妹以下五个弟妹,目前经济上的困难是最大的问题。当时我决定只好硬着头皮去信向叔叔和舅舅们求助, 当时尽管我们有多位叔叔,舅舅阿姨们, 但只有三叔肯给我们资助渡过这最困难的几个月, 令我非常感动。三叔本来和我们没有什么感情的，因三叔年青时便到广州读中山大学附中,以后考入中大医学院,他离家时,我还是小孩子，其他弟妹他更不认识。因此三叔给我们资助令我们更为感动。记得当时三叔写张条子，让我到广州一个礼拜堂的财务科去领取三叔的工资(因三叔当时在北海教会办的普仁医院(即今北海市人民医院)当院长，其工资是由广州某教会礼拜堂转发的),幸亏有三叔的资助,使我和川弟能顺利完成最后几个月的学业，以及1953年8月洁妹考上湖北医学院，去武汉报到时的一切费用。因此三叔是我一辈子最敬佩的亲人。
1952年, 广州的大学有两大改革，一是把医科六年制改为五年制。即从比我们高一班的同学开始改。另一是院校调整和合并, 把原来的私立岭南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和我们中大医学院合起来并改名为华南医学院。而其他院校也相至合并改为华南工学院, 华南农学院 和华南师范学院。同时领导上又从澳门调来柯麟医生为我们华南医学院的院长。
由于改五年制,我们读完四年级,五年级要到医院去实习了，医学院院长办公室许文博主任来给我们宣读上级的有关文件,知道中央卫生部要从我们班抽调十多个同学作为解剖、病理、精神、神经、放射科和皮肤科的高级师资培训班学员,经培训一年后将分配到各医学院去当大学助教 皮花科(当时称皮肤科为皮花科,即皮肤花柳科之简称)有两个名额给杨成康和我。
1953年8月初, 我们俩人与十多位到汉口协和医院实习的同学一起乘火车到汉口。当我们到汉口同济医院报到时, 才获知同济医学院是刚从上海搬来，目前只来前期, 而后期临床的仍在上海同济医院 要我和杨成康即赶去上海。我俩马上到码头去，才知道要明早才有船去上海，因码头附近没有旅馆，要回同济又太远,只得和很多旅客一样,当晚就在码头外的马路上睡，把行李当枕头，半醒半睡的过了一晚。翌晨天刚亮便上船离开汉口去上海,按地址到市中心的凰阳路上海同济医院,办好报到手续后到皮花科去。皮花科主任于光元教授是著名的一级教授(当时全国皮花科只有四个一级教授, 除于教授外还有北医的胡传揆教授,上海医的扬国亮教授, 和山东医的尤家骏教授)。于光元教授当年56岁，他对卫生部委托他主办皮花科高级师资陪训班很高兴。于教授介绍了科中情况 并让我们认识科中的章燕贻副教授,崔傍生，黄忠璋讲师李稷助教,并介绍来自西安医学院的培训班同学徐汉卿和张忠祥,进修医师吴铁锋等。于教授对我们非常严格要求，再三强调皮花科不是小科,他亲自带我们看病。还于1954年5~6月间带我们到汉口，去给中南同济医学院的学生上课时，让我们到汉口协和医院和市一人民医院给学生带临床见习 (为区别汉口的同济不同于上海的同济,故改称为中南同济医学院以后又改为武汉医学院)。
我在上海当培训班学员时，每月有28元生活费,已足够我的生活和学习上用了，而川弟也毕业派到始兴县工作有工资了,故不必再要三叔资助了。我在上海这一年期间除学习环境和条件很好外，生活上也很好。因当时三姑丈邱天恩就住在南京西路1168弄1号屋里,(三姑丈当时在他的亲威抽纱公司中工作,当时三姑林怡惠和小孩仍在汕头未能调去），从上海同济医院步行到三姑丈家只要20分钟左右，故我如星期天有空时便到三姑丈那里去，他有空便带我到外面玩,吃饭或看电影。
1954年8月初, 我在上海同济的培训结束，回到中山医学院来统一分配,结果我和刘焯霖，叶任高，黄承达，邓蔼莲， 张国粹六人留在中山医,其他同学分到全国各地去,杨成康分去广西医学院。当时我们全班同学都绝对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走上新岗位。1954年8月15日，我到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报到，开始任皮花科助教医生工作。
刚好当时全国正在开展向苏联学习，中山医于1954年9月1日开办教师脱产二个月突击学习俄语,在各科中抽调教师去学习，皮花科抽调我去学习。我们在原光华医学院的学生宿舍住和食，突击学习二个月俄语的成绩是懂得一般俄语语法，并能借助字典阅读专业俄语书和杂志。
1957年, 中山一院成立放射性同位素室, 由放射科主任一级教授谢志光兼任主任, 具体工作则由石锐讲师负责。当时的同位素由苏联空运一北京一广州,拿回同住素进行科研和临床治疗。当时医院又抽调我脱产参加放射性同位素学习班二周,学习结束后,由我与同位素室曾熙兰、黄国华、林增桃医师合作搞应用放射性同位素Sr90和P32治疗皮肤病的研究,后来医院又在中山一院皮花科的门诊部分出一房间给我专门做放射性同位素治疗皮肤病的诊疗工作,每周搞二个上午专科治疗门诊，同时医院还分配一名技术员梁权新来帮我做一些具体的治疗工作。但不久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 苏联停止供给同位素, 故我的同位素治疗专科门诊也只有关门大吉。 以后俄文杂志和专籍也没有了。因而我们很快地把突击学到的俄文也大部份交还给老师了。
1978年, 暨南大学复办开设医学院，从中山医调罗潜教授来当院长，邝公道教授来当外科主任。因他俩在上世纪40年代都是留学德国的，通过他俩的努力与他们当时的德国同学联系上，答应接受我院派出教师以访问学者身份到德国去学习一年。经过我们脱产学习德语一年, 结合考试成绩和德方能接受的科目,我们被挑选上。第一批去德国访问学习的共有十一人。其中二人是中山医有廖适生、潘国权教授, 暨大九人是陈成伟、黄国华、程树槃,王敬文和我五位副教授及杨冠群、于宗洲、曾素云、胡善瑶四位讲师，我们11人於1982年11月5日抵达西柏林，我分配到西拍林自由大学附属（Rudolf Virchow）医院,该院皮肤科独立一座六层楼,有二个病区，共60张病床,门诊在一楼。 其他还有手术室、病理室、实验室、图书室，病案讨论室和饭堂等分布在各层楼间。 科主任 G. Stuttgen 教授热情接待我，带我参观整座大楼,并逐一个介绍,又介绍我认识另一位教授（F. Nuerberger）和其他医生。 Stuttgen教授给我作了安排, 先在病房三个月, 以后才轮流到门诊, 手术室, 皮肤美容室, 病理室去。遇上他给西柏林自由大学医学生讲课时,便去听课。他安排我先去病房，可让我先熟悉医院的运作和有利于提高德语口语水平,同时在病房工作要给病人抽血,静脉注射和做三大常规(西德医院规定护士不能给病人静脉注射和抽血,指定由医生做)有利于做好医生的基本功。我在西柏林Rudolf Virchow医院这一年时间, 就按 G。 Stuttgen教授的安排, 名为访向学者, 实为进修医师, 的确大大提高了对皮肤病诊疗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德语口语水平。
我在西柏林这一年,学习任务虽然很紧张,但工作和生活上却有很多乐趣。有些想起来应认为是很有运气的，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 当我到病房不久,刚好有一位患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女病人Evan Heller Margaret在病房已住了约一个月,神经痛仍未有改善。 Stuttgen教授征求我的意见, 要我给她针刺治疗。(因当时德国还未有针灸治疗, 他认为我来自中国，针灸一定行),我只好答应。幸好在我们去西德之前,领导上要我们一定要带针灸针去以备万一之需。经过Stuttigen教授事先征求Evan Margarete 的同意, 逐于1982年11月26日查病房后, 让我给她做针刺治疗。在做之前,他们先让病人在一张书面同意书上签名,表示她同意给中国医生做针刺治疗,当时全科的教授和医生(除看门诊医生外)都来看我给病人做针刺治疗。话说回来真奇怪, 当时我反而很镇定, 因我在文化大革命下放海南岛时下乡给病人针刺治疗已很熟练了,故当时操作起来很顺利。令我很欣慰的是果然在第一次针刺治疗后,病人即说，感到痛已减轻,这大大加强了我的治疗信心，我每天再给她做一次,十次为一个疗程,病人奇迹的不痛出院了。病人Evan H. Margaret很高兴的送一个有柏林熊标志和勃兰登堡门等的“银质”啤酒杯给我作纪念,(我把这个杯一直放在客厅中作永久纪念)。自从我来西柏林还不到一个月时间,便有如此神奇的针刺治疗效果后, Stuttigen教授和全科医生们便格外看重我了,在Evan H. Margaret 出院后的那个周末, 科中另一位教授（F. Neuberger教授）邀请我去听音乐会。 Neuberger教授及其夫人亲自开车来到我的住处（Sylten Strege 2746 W. Berlin）接我去。以后的一年中, Neuberger教授及其夫人先后四次请我去听音乐会。此举惊动了我的中国同事们。廖适生教授更直称我为“幸运林”。其实，Stuttgen和 Neuberger 两位教授对我的尊重和友好关照还有很多很多.例如1983年元旦，Stuttgen教授请我们到他家去做客。1982年12月15日，Stuttgen教授让我给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讲针刺治疗皮肤病和现场给病人做针刺治疗操作, 并把整个过程摄影后制成一本像册送给我作为圣诞礼物。以后又通过西柏林医师协会的Heim教授的邀请，于1983年3月23日晚在西柏林Augusten Berger Platz 给西柏林医师们作应用针刺治疗皮肤病的报告。又于1983年1月19日晚， Stuttgen 教授在西柏林的Stigllitz医院的皮肤科学会作麻风病的专题报告时, 给20分钟让我讲 “广东省麻病概况.” 1983年6月18日， Stuttgen教授(他事先已提请匈牙利的N. Semon教授发出邀请我去参加）带我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和Szeged市郊, Asetthelum市参加匈牙利皮肤科学会小儿皮肤病学术会议。Nuerberger教授则多次带我参加在法兰克福和西柏林举行的皮肤科学术会议。1983年10月.22日在法兰克福的学术会议上认识台湾皮肤科医生黄美月及其在西德进修的内科医生丈夫。1983年7月9日，Nuerberger教授夫妇邀请我一起到意大利去渡假两周, 他俩住在Costrmaun 40。让我住在其后面另一座(这座是买给他们的女儿的)。他的女儿这次没有来, 故只我一人住一座别墅, 每天早上起床后, Nuerberger教授来叫我一起去游泳,回来便到他的别墅吃其夫人准备好的早点吃完早歺便开车出去玩,一天去一个地方。7月14日晚还到Verona(意大利南部很大的城市)的露天剧场观看歌剧“爱伊达”Aida,同去的还有一位加拿大皮肤科教授（K. Atlernian）。我自己一个人在意大利住一座别墅,并过看丰富愉快的度假生活两周, Nuerberge教授半开玩笑的说:“恐怕中国医生我是唯一有此机会的,”。我想的确是这样，但我当时的心情也很矛盾,为什么一个德国教授会有这样的生活条件.而我们中国教授呢?真可悲。由于Stuttgen教授和Nuerberger教授如此厚待我,致科中其他医生,甚至连实习医生都先后请我到他们家去做客,或一起逛啤酒屋.主治医生们如到其他医院去会诊时也叫我一起去, 也大大的丰富了我的学习机会和生活兴趣。在西柏林期间,我们还经常去东柏林, 去东柏林寄信.吃东西等。因在西柏林用一个西德马克可换到5个东德马克,带到东柏林去用很好用。 同时在西柏林寄封信回广州要2个西德马克, 但到东柏林去寄只要60芬尼(实际只等於12个西德芬尼)。 在西柏林期间我们还认识一位越南难侨,吴少彬先生,他和太太林雪梅对我们都很热情招待,他们家在（ Trift Str. 56,1000 Berlin 65 ）,从我们医院步行到他家只约15分钟,故陈成伟,黄国华和我三人经常到吴先生家去看录像。在我们将结束在西柏林的访问学习时，Nuerberger教授提出要我到他家做一歺中国菜吃,并约Stuttgen 教授一起去。当时我只好请吳太帮我准备了八大菜的材料或半成品.然后带到Nuerberger教授的家（Kasfaniesalle 21, 3 Stock）,亲自下厨做菜, 令我最高兴的是当我把吴太给我做好的春卷放在锅里炸时，Nuerberger教授夫人在看着我炸时,忍不住先吃起来一边吃一边大赞 “Sehr gut”,当我把八大菜都做好摆上桌时，Nuerberge教授先给这些菜肴照个像后然后才和夫人,及其秘书和我举起青岛啤酒干杯,很快的把八大菜吃个清光。
1983.11.20我们从西柏林乘机抵伦敦, 在伦敦住三天后才回香港 (因从伦敦至香港,算是在英国的国内机票价便宜很多，在香港住了五天,把从西柏林用剩下来的约一万元港币买了当时国内尚缺的所谓‘”八大件“回广州来。
三、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一) 日军来了, 差点丢了肉体生命
在日本投降(1945.8.15)前的几个月时间内(已记不起具体日期),日军一共来到家乡普城镇共三次,第一次是过路的,第二次似乎只住了二三天,第三次大约住了一个多月,直至投降后全部撤走。这三次日军来犯,我遇上了差点丢了肉体生命。
第一次来犯时.因来得突然, 又不懂要如何应付, 刚好当时三婶林茵在老铺住。当天下午,我刚好和三婶从老铺门行出来.忽见有几个日军在后面追来, 我和三婶拼命向前逃至宫前门转入崑头山, 到当时替我家洗衣服的幼肉姐(细玉姐)家躲避,幸好当晚日军离开了,我和三婶才得回家来,第二天三婶即回揭阳她家去。
第二次日军来犯前,我们已知道怕了.当时由祖父,祖母率领妈妈、二婶和我们一大群孙子女们逃到乡下(葫芦地或原田?)去。 一起逃去的还有连兴茶莊家。谁知在日军来后的第二天晚上, 大约有七八个大汉来抢劫, 先抢连兴家后才来抢我们家，当时有一劫贼拿着手枪把祖父和我迫到一角落去把枪顶着祖父和我二人的背部,直至劫贼把东西抢光(连菜刀,砧板都拿走)并剥去我们的外衣裤后才走。
第三次日军来犯,因上次爸爸有被日军刺伤手臂,故这次爸爸妈妈和弟妹们都撤到乡下(原田或葫芦地?)去,新铺只留四叔和我在留守,当时四叔的同学丘继徽和蔡信威几乎天天来新铺,我们四人经常玩扑克牌。有一天日军突然在街上抓人(后来才知道是日军投降了, 他们到处在抓壮丁挑东西撤走)， 当时我和四叔迅速跑上楼顶天台(晒棚顶),并把上天台的门反锁,我和四叔伏在屋顶瓦背整几个小时，被太阳晒得又飢又渴,但不敢下来，直至入夜,街上没动静了才敢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被日军抓去，或是劫贼的枪走火.可能我早已不在人世了。
(二)政治运动，差占丧失政治生命
1955-1956年间,在中山医随着国内形势, 大力开展向苏联学习。各科成立教研组(我是皮肤科首任教研组秘书),同时进行院系调整,把原来三年级功课的科室如神经科从中山二院搬到中山一院去,把四年级功课的眼、耳鼻喉、口腔和皮肤科则從中山一院搬到中山二院去。从此我们的组织关系全转到中山二院去，在二院成立助教医生团支部,我被选为首任助教医生团支部书记,直至1958年初超龄退团为止。当时二院的党支部尚未公开, 故助教医生团支部作用很大。
由于组织上的信任和自身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威信和成绩,便引起科室内有些人的嫉忌非要把我搞垮不可。因此, 当政治运动一来, 便给他们制造机会下手了。
1964年开始搞“小整风”运动, 都是以大字报开始。在中山二院的大字报栏,我科的许德清医生(比我低一年毕业,是候补党员)出了一张大字报批皮肤科内有个“三家村,”并直指我和黄醒亮.朱景委两医生。过了两天,忽然大字报上纲上线,许德清的大字报改为批斗皮肤科的“反党小集团”,并列举我们三人反对科副主任李松初(正式共产党员)的事实。反对党员主任便是反党… …要我们三人坦白交代罪行。以后许德清通过当时中山二院人事科鲁萍(副科长)找我谈话,要我主动辞去教研组秘书职务,(当时迫于组织压力,只能按她的要求，即写下要求辞去教研组秘书的书面报告给她),真快第二天中山二院人事科便发来任命许德清为皮肤科教研组秘书的通知,(当时皮肤科内只有党员三人:李松初，许德清和护士区长岑桂芹)。尽管天天都有新大字报, 但他们(或发动其他医生)都在”炒冷饭”直至小整风运动结束，好像也跟着结束。(后来有内部人员告诉我, 原来许德清伙同鲁萍以中山二院人事科名义把我们的”反党小集团”材料上报到中山医党委办室和院长办公室, 并提出处分意见,指我是反党小集团”团长,应处以开除出教师队伍,工资降两级。而黄醒亮和朱景委是团员,也要开除出教师队伍, 工资只降1级。当时中山医学院的院长,(也是党委书记)柯麟接到这报告后即派院长办公室主任兼党委办公室主任许文博来二院调查,发现原来我们三人只是不够尊重李松初副主任,谈不上反党,即使反对党员主任也不能说是反党。经过许文博主任向柯麟院长汇报后,便一举钩销了这次所谓揪出皮肤科的三家村”反党小集团”的闹剧。也粉碎了许德清想令我”永世不得翻身”的野心和利用党员身份打击非党员同事的罪行。
许德清这一招砍不死我,但他仍不死心。再过二年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在1966年8月27日这一天, 我刚在中山二院门诊诊病时,许德清滿脸杀气的来叫我:‘林泽，脱掉白大衣,跟我来,”他带我来到二院的操㘯那里已站着约有二、三十人,胸前都挂着”牛鬼蛇神”的黑牌,有些还戴纸制高帽。马上许德清又拿一”牛鬼蛇神”牌给我挂在胸前。跟着有个造反派头头给我们这班牛鬼蛇神”训话, 以后又打锣打鼓在医院内遊街, 解散前宣佈明天开始劳动改造。当时我看到在这班人中有医院院长廖适生和著名鄺公道教授(外科主任),陈国桢教授(内科主任)等人,我的心便平静下来,知道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牛鬼蛇神,又是许德清来搞我了。当晚回到中山一院家中, 知道柯麟院长和党委刘志明书记也被批为牛鬼蛇神大黑帮。教务长罗潜教授被批為漏网大右派”也都挂了黑牌.。第二天开始,我的劳动改造岗位就是到我科病房。许德清对全病区住院皮肤科病人宣体:今天开始由牛鬼蛇神林泽来病区劳动改造, 原来病区工友所做的工作除给病人开饭以外全部由林泽干,希望全体病友监督改造,”就这样昨天还是主治医师的我,今天便是被监督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每天都在病房干洗厕所,擦玻璃窗,拖地板.给病人抹床柜，洗便盆痰盅等工作,幸好许德清等造反派怕我毒死病人,令我少干给病人开饭。而且从当天开始, 在二院的大字报便出现:”打倒柯刘黑帮(指柯麟院长,刘志明书记)驻皮肤科黑爪牙林泽”的大字报。
大概我们的劳动改造大约干了三个月左右, 造反派宣佈拔乱反正,让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听说有些人已病倒了,幸运好在中山二院没有人自杀,听说其他医院或学院如李瑛教授和肿瘤医院副院长等人己自杀了,幸好我当时的心态很好,我知道这是许德清又在借运动之机来搞我了。那么我就把这劳动改造当作在“演戏”。所以我能顶得住反而学了一手搞卫生的技能。不过我永远不能忘记挂黑牌这一天:66827, 因此在此后的日子里,每年的8月27日都要纪念一下。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山医和社会上很多单位一样,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毛主席的626指示,…有经验的医生要到农村去…”，便在医院内发动所谓的自动报名，走光荣的626道路, 而且用他们典型的方法党员带头报名，其他群众则自动报名(其实是不报不行)。然后由领导批准。结果我们科三位主治医师全部被批准下去。何玉环去阳春公社卫经院, 黄醒亮到万宁和乐公社卫生院, 我到海南自治州乐东县麻风病院。最令我意外的是连党员副主任李松初也被批下放到海南儋县公社卫生院。我感到许德清这一招真历害, 这次全部扫清他的障碍,今后他一定能稳居主任了。这次走626道路不同，去五七干校不必转户口，而我们都要转户口去，真的要我们一辈子扎根农村了。其实科室造反派还怕我们不肯下去，美其名的各派一医生帮我们搬家(其实是监督你一定要走),当时派来帮我搬家的人正是许德清本人,1969年1月5日我们这批光荣走626道路去海南的中山第一,第二医院的医生连有些家属共300多人,终于踏上去海南岛的红卫轮。更具欺骗性的是那天在广州长堤码头的是打锣打鼓, 高举小红旗和毛语录牌来欢送我们。可到海口那边下船时好像到另一个世界,冷清清,静悄悄“地鬼都无一个,(在海口市各医院的原中山医毕业的医生后来告诉我们,说当时领导上通知他们说我们都是牛鬼蛇神”所以没有人敢来接我们)。最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到海口市,那天晚上，许多人集中在华侨大厦地下大厅。临时摆设的架床(双层木床),在老人小孩的呼哭声中,听那位来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海南卫生局副局长讲话。他的第一句就说海南有三宝,椰子、蚂蟥、飞机草”… …其他话都听不下去了,最后只说明天上午学习后便有人来带我们下去。第二天上午参加所谓政治学习后,便有下放去的接受单位派人分别带走。我和阿杜便由海南自治州卫生局慢病科的李义德医生带我们到距海口二百多公里的少数民族乐东县的一间名为什玛医院的麻风病院去，开始我们的新生话。
1973年初, 中山医来调令要调我们回去。但海南行政区不放人，却于1973年3月把我和罗伯诚医师等调到海口市海南医专去。1978年12月初,中山二院来函通知我回中山二院参加平反会,会后又将一份书面材料交我带回给海南医专党委,其中写:“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你单位林泽同志当时在我院受到迫害，诬以“柯刘黑帮黑爪牙”等莫须有罪名,戴高帽游街强迫劳动达数月之久，遵照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教导我院党委已于1978年12月27日给予林泽同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山医学院第二医院党委会 1978.12.28.。此次回中山医参加平反会后获知许德清已是中山医皮肤科主任了。1969年我们下放海南时他只不过是住院医师而已。经走过626道路扫清副主任和三位主治医师, 接着科主任黄明一教授获准到香港与夫人团聚(黄明一教授和外科主任邝公道教授是解放初期从德国回来的)，许德清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主任了。
1979年3月,暨南大学复办, 新设医学院。我和罗伯诚医师两对应中央组织部来的调令，调来广州暨南大学医学院。当我将林泽杜颖嫦、林乐的户口办入广州市,拿回己阔别10年的户口薄时, 内心真有说不出的欣慰, 而且坚信,我们真要“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
当许德清知我调来暨大后,即主动来请我到他家吃饭,并欢迎我随时可到他们科病房去看病人的病历等。当时我心有矛盾，一方面我和他已不同一单位了,不会再有个人利益矛盾了,另方面考虑到罗潜院长已调我来暨大筹办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皮肤科这重任, 而我已离开华南最高学府中山医10年了,也应该去看看现在中山医皮肤科到了什么水平，有什么新的规章制度和治疗常规等。同时经过我这下放海南十年的经历和反思，已明白做人处事应该要有“平和+包容”。因此就答应了许德清的邀请，去过好几次到中山二院皮肤科病房看看,也到过中山二院长堤宿舍许德清和张曼华的家中吃饭。当广东省人民医院皮肤科阮其浩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皮肤科学会主任委员, 我和许德清为副主任委员时，我们的合作很好，做出不少成绩, 得到总会和同行们的好评，这使我想起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应该是有道理的。
四、我的好伴侣
今年的三月一日是我和杜颖嫦结婚的五十二周年，也是林乐38周岁生日和林晓希刚好半周岁的大庆日子。回想起五十多年来的往事，感慨万分。我深深感到阿杜真是一个久经考验的伴侣。很难得的是,她不但经得起经济上的考验,也经得起政治上的考验。
回想起当我们经婚后的第一个春季(1957年)我带阿社回洪阳老家去，看到不但在除夕晚和年初一, 妈妈还要去给人接生(爸爸已于1953年病逝,妈妈仍在洪阳联合诊所工作,每月工资50元) 家中还剩下洵，灏，淇，澄四弟妹。当时我很担心妈妈的健康吃不消。而更担心的是万一在接生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便更糟,四个尚未成年的弟妹怎么办？在我和阿杜商量后, 她决心全力支持我。因而自年初三开始, 我便一直到洪阳联合诊所去向该领导提出妈妈健康不好,要办离职。终于办妥了手续,我们才回广州来。从此之后, 妈妈每月解以维持家中生活费的50元便没有了，改由我们每月给妈妈寄回50元。其实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才62元,阿杜才40多元。 一直到以后若干年，均如此大力支持家中生活费。1957年至1962年这五年,洵妹在中山医读书时，我们每月还供给洵妹 18一20元作生活和学习费用。 我的弟妹们真正体会到大嫂的伟大，大嫂给大哥经济上的长久支持是多么难得。1969年文化大革命后期, 如前已提及,我在中山二院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非响应走626道路下去不可。但阿杜在中山一院血库工作很好，是不必下去的，但她毅然向领导提出要知我一起下去同甘共苦。当时两头家中人都不同意她的决定,因为到麻风病院去太危险了, 听到“麻风“两字有点谈虎色变 。而且她户口也下去, 今后我们便永远回不了广州户口啊! 但阿杜出于爱我关心我,经得起这严峻的政治考验,真令我非常感动。当李文德医生从海口华侨大厦把我俩带到乐东县什玛麻风病院去时，我已有思想准备,因我从1954~1969年在中山一院皮肤科工作期间,先后去过全省内十多个麻风病院看过或工作过,已知道到麻风病院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什玛医院的周围三公里都是没有人烟的少数民族空旷地, 什玛医院病区离职工宿宿约一公里。病区内住有各类型的病人二百余人,李义德医师把我俩交给站长(俗称麻风站)文昌人林明武。林明武给我们的最初印象很好很和气, 不像把我们当劳改对象。他给我们介绍院和站的情况、并认识医生王克札,黄宗耀和黄老中医,厨房女工何嫂,全站加我俩一共七人。第二天开始,每天上午九时, 我俩和王黄两医生一起到病区去查房和看门诊, 中午回来后便无事了。大家除合作搞站内一块花生地和稻田地，各人便自己耕种自留地， 因为我站周围荒地有的是。我俩在这四年中, 先后开的荒地约有2~3亩, 共种过花生、眉豆番茄 甘蔗,波萝木瓜,番薯芋头,几种青菜，又养过几十只鸡, 十几只鸭和鹅,几只荷兰猪和一只狗,又自己上山砍柴来烧饭煮菜 砍白蚁窝带回来养鸡。我还跟王克礼医生晚上骑单车到十多公里外的水库去放鱼网捉鱼或在公路沟钓鱼。每次下班回来在水沟里洗澡，一边洗,一边模蚌。现在回想起来, 在什玛医院这四年中的亦医亦农, 神仙般的生活真是难得的幸福生活。因我俩的心态都很好,不但没有思想压力,反觉得很有趣,不知不觉间更锻练了身体比以前更健康。直至1973年调到海口海南医专时真有点依依不舍。病区的病人也很不舍得我俩走，他们在麻风病区内的木工棚里,动手做一个大衣柜送我们带到海口来放衣服。
由于我有个好伴侣,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都度过了。现在更珍惜我俩间的爱，真是越老越好、我们间没有令人肉麻的情话,但我们有令人羡慕的真诚和互相关怀。
后 语
回想这几十年来的往事, 真是酸甜,苦辣,样样都有。 现在我们仍能过着知足常乐的幸福生活, 首先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今年刚好又是我们亲爱的爸爸和妈妈宴寿100岁,(虚龄和足岁)我和灏弟，淇妹、澄弟到爸爸妈妈的墓前献上鮮花, 深深 感谢爸爸妈妈生我们, 养我们, 教我们的伟大恩爱,。我们将永远的怀念爸爸妈妈, 同时我们也祝愿爸爸妈妈在天之灵能长久安息。阿们!
*说明： 林泽大哥的这情深感人的回忆录原文是在2008年钢笔手写。于2024年5月，梅溪，柏溪把原文电脑数字化，大家庭的弟兄姐妹可以更好地传阅，分享学习。凡有 “ * ”标记的句子是后加说明。点击链接可以看阅附证【中山医学院平反证书】。 —Baixi Lin 普仁健康知识网 www.purenhealth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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